以至找出管用的战法。所谓管用的战术战法，最基本的内涵和要素就是，要像毛泽东那样，把“部队如何行动，从那里行动，怎么行动，用什么办法行动，谁先行动谁后行动”等基本问题明确起来，千万不要在那里搞什么讲究对仗的文字游戏。这是当前我们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应该十分注意和防止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我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右翼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磨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磨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待需要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 他指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磨擦依然在不断的发生，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 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 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演讲最后说： 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5年2月5日。） 就此，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懂易记的口诀阐发出来了。从此，这个口诀就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的原则。 1945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企图又要重演这个故技，结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前线指战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保住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 毛泽东当时就给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作这样内容的指示： 对于在谈判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你们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敢于来犯，你们就狠狠地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抗日战争的磨擦时期、在国共重庆和谈的时期，这“16字”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  
“一推、二拉、三打”
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毛泽东说出的“道白”。 分镜头是： 陕北。某室内。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毛泽东在听取了常委的意见后，跷起腿，使劲地把烟蒂在鞋底上一“拧”，坚定地最后拍板式地说出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托着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你们看过陕北的毛驴上山吗？陕北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种办法，那就是：‘一推、二拉、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也要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让他抗日。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上山的。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这样决定啦！” 1936年冬天，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但是，在当时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感召下，也不愿意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中去。因此，他们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依然一意孤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依然决然地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民族的罪魁。 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是他； 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也是他； 发动十年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的，还是他； 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实行不抵抗主义，把我国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仍然是他；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时候，继续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的，依然是他。 蒋介石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老百姓恨死他了，可谓恨之入骨。因此，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当时，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也议论纷纷，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就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主席派代表赴西安处理此事，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特别是要处理好蒋介石的善后事宜。 正是在事变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这使当时的很多人出乎意外，特别是一些党内、军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好理解。 所以，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毛泽东说： “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了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 有的学员含着眼泪说： “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现在就是将他这个屠夫“千刀万刮”、“碎尸万段”了，也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啊！主席，你就下令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了吧！主席，你可要为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做主呀！” 毛泽东来到那位鸣不平的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心情，大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心是很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逼进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以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呐。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利、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的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的学员还提出疑问： “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抓住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了？” 毛泽东进一步地解释道： “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势力还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整建制的军队还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得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创造条件。” 当时，还有学员担心地问道： “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辣，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杀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悠关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处理西安事变呢？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 一种是杀掉蒋介石，这样将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 还有一种前途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 两种前途，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这是我党领导人需要迅速反应，作出抉择的。 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亲日派所欢迎的。事变发生后，日外务海陆军三省决议中假惺惺地提出，要抱着“冷静的监视态度”，“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的进行”。实际上则是积极地进行挑拨离间，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在他们看来，只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就可以坐享“不战而胜”之成。日本外相有田还召见中国大使，扬言南京如与张学良等进行妥协，则日本政府不能继续采取“静观态度”。显然，其险恶用心无非是指望中国内部大乱，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第二种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释放蒋介石，人们可能会想不通，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变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而内战如延续下去，那么这次事变便无异为日本侵略者开了一条通路。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上述两种前途，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此，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并同蒋介石谈判。 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周恩来一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蒋介石基于当时的情景，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正确的解决。 捉蒋-----放蒋----迫蒋。 这就成了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品格和胸怀，在处理中华民族利益问题上留给史册的最为精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彪炳千秋！  
“伤指”与“断指”
这是毛泽东在战争中指导战争一贯坚持的军事哲学思想。其中，里面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内涵----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据（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7页中记载：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对我军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说道：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的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她是人民的军队。” 当大家特别是我们的红军指挥员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大家从心里感到打仗确实是应该要这个样子，而且跟着毛泽东这样的统帅作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其一是：在对付敌人的思维问题上，打就要打得的彻底，消灭一个团就是一个团，消灭一个师就是一个师，一个一个地消灭，慢慢地就是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而如果不打或者不能打，就要采取走的办法，而且要走就要走的巧妙，走的利索，走的让敌人无法找到我们。 也就是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来说，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会立即起到重大影响的。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便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道理。 这些简单明了的道理，深深地深入到红军指战员的心里。 特别是在红军初创和在根据地的几次“反围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毛泽东要求他的所有指战员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战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跟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什么时候打什么仗”，只要把敌人消灭掉，就是最后也是最高的目的。有时候是“围而不打”，有时候则是“打而不围”，审时度势，不拘一格，从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圈定指挥员的思维。其中的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用兵的神来之笔。世界上，谁人敢于从“四次”上做文章？一般说，事不过三，而毛泽东就是敢于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而且，毛泽东要求他的指战员，不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更重要的是战术上重视敌人。特别是指挥员要坚持做到： “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