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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第7部分阅读

作者:作者不祥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有人分析认为,除去毛泽东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对此,毛泽东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毛泽东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字巨君,汉元帝后侄。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因此,也决不会有像毛泽东这样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有新的体会。应该说,江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意志和基本主张,把始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方略。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员,不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指示去实践、去规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党就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nbsp&nbsp

    纪念孙中山及抗日阵亡将士联

    1937年11月。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大会。一方面是纪念孙中山的诞辰,一方面是追悼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郝梦龄、刘家琪等将领。会议的名称是“纪念孙中山诞辰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开会的头一天的晚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找到郭化若,说是为了布置会场,请了几位老同志起草对联,要他去书写。  郭化若来到一座大厅内,由于天气很冷,屋里烧了一盆木碳火,笔墨纸张都已经准备好了。  郭化若看了一下起草的对联,觉得写得有点不太妥,但又不敢改,便建议送毛泽东审查。  大约凌晨一两点钟,送来了新的对联稿,这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不但内容格式好,写在白宣纸上的毛笔字也分外生动有力。  在座的都惊叹毛泽东精力充沛,愈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  毛泽东自拟的对联一副一副地由通信员陆续送来,一副比一副妙。  郭化若一副一副地照写下来。  等他写完,连一副对联“稿”也找不到,都被大家抢光了。  郭化若当时的记性很好,毛泽东自拟的三副对联都能背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能记起的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  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云:侵略阵线是  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郝梦龄将军,也同样高度评价了平型关大捷。  郝梦龄,字锡九,1898年2月18日生于河北。  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分配到皖系西北边防军第三混成旅任排长,该部居住在蒙古的乌兰巴托。  不久,乌兰巴托(旧称库伦)战役爆发,郝梦龄随军参战,平息了白俄煽动的叛乱。  后来郝梦龄投奔了东北军,参加了两次直奉军阀混战。  郝梦龄虽是军阀出身,却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绝少军阀恶习。  他生活简朴,不吸烟酗酒,不赌博狎妓,不纳妾娶小。  在他的部下有一位军械处长是郝梦龄的叔父。因偷偷纳妾,被郝梦龄遣返回乡。当且叔父来求情时,郝梦龄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父,我以长辈待你;在军中您是我部下,我不能徇私情。”一时传为美谈。  郝梦龄在任郑州警备司令期间,官场常有宴会一类的应酬。对此,郝梦龄深恶痛绝,却又不便指责同僚,便想一办法,每次赴宴之时带着八岁的女儿同往,同僚们不便在女儿面前狎妓,只得作罢。  郝梦龄有着深切的爱民之心,在中原大战期间,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有一名士兵强征老百姓一头黄牛,双方发生争执。郝梦龄闻后大怒,即命令将该士兵就地处决。  1937年10月11日,忻口战役正式展开。  日军第五师团团长坂垣四郎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  郝梦龄部中央地区战斗最为激烈,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飞溅,土翻尘扬。  郝梦龄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各处阵地督战。  官兵们见军长不惧危险,士气大振,与敌血战,后终因伤亡过重,忻口西北的南怀化东北204高地被敌攻占。  南怀化是通往忻口的要道,其东北高地被敌人控制,将陷守军于极不利的地位。  郝梦龄随即组织部队反攻,以期夺回阵地,他来到在南怀化作战的第322团,对官兵们说:“一天不死,抗战任务一天不能算完。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大家都怕吗?”  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怕!”  郝梦龄高兴地说:“将有不死之心,兵无贪生之意,这句格言,只有在凶杀恶战中才能体会出来。”  接着,郝梦龄来到第321团防守的桥头堡。  这是日军除南怀化外又一个主攻方向,战斗极为激烈,郝梦龄来到每一个战壕,慰问官兵,鼓舞士气。  南怀化东北204高地失守,事关全局,卫立煌与副总指挥傅作义令郝梦龄一定要夺回,并派陈长捷的晋军第61师前往增援。  郝梦龄与陈长捷相商,拟以优势兵力三面出击,从左翼进行迂回包抄,可稳操胜券。  13、14两日,郝梦龄组织了多次反攻,均未得手,第322团一营营长请求支援,郝梦龄指示:  “站在何处,死在何处!”  这时,第322团仅剩下100多人,郝梦龄命令将其编为一个连,并对他们说:  “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100多人,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责任不算完。出发前,我已经给家里写了遗书。现在,我和你们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无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无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就立即枪毙谁。”  15日夜,在一直未停息的枪声中,郝梦龄接到卫立煌的电话。  卫立煌说:“南怀化是第9军与友军的接合部,影响甚大,必须恢复。”  郝梦龄于次日凌晨,于刘家琪师长复临南怀化阵地。当有人劝他休息一下时,他说:“我是来休息的吗?”  这时,天已经破晓,日军又开始了猛烈的攻击,郝梦龄和刘家琪指挥作战,不幸中弹,双双死在阵地上。(背景资料:《毛泽东和他的军事高参》)  两位将军的牺牲,震惊了全国。同样,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  于是,也就有了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上述对联。&nbsp&nbsp

    吟诗论“中苏”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苏联大使尤金。  毛泽东当时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说到高兴之时,毛泽东主席随口吟诵了这样两句诗: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说完之后,毛泽东没有对这诗句进行解释。  翻译不懂得其中的含义,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只好就句子而句子地直译了其中的意思。  当然,尤金听了以后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诗的意思。  然而,毛泽东在哪个时候----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吟诵这样的句诗,寓意是极其深长的。  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首诗的来历。有人甚至认为是毛泽东所写的。也不好问毛泽东,只是在那里点头。(背景资料《落日余辉》)  原来,这首诗来源于“六尺巷道”的故事。  作者是清人张英。  张英,1627年---1708年,桐城人,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一次,他的家人修治府第。因地界不清,与方姓的邻家发生了争执,几乎酿成流血事件。方姓家族也是大姓望族,家里也有做大官的。于是乎,也不甘示弱,并自感有理,一纸诉状,告到了官府。因双方的家庭背后都有一定后台,县衙的县令不敢贸然断案。  张英的家里,知道方姓家族告到了官府,害怕自己家里吃了亏,便立即给张英写了一封书信,将家中的情况全部地告诉了张英,并说明,这府第的地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也不能有半点理由让给别人。一定要张英想办法,保住自己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张英在北京,接到家信后,认真地阅读,得知了其中的情况后,然后认真地进行了一番思索。感到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决定以诗代信,写了一首诗。诗云: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家人接信后,对他写的诗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仔细品位了其中的含义。随即遵嘱让出了三尺土地,以示不再相争。方姓家族看到张家这样处理这个事情,自感有不妥之处。也随即仿效张家的做法,亦让出了三尺土地。于是,就成了六尺的巷道。此事,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津津乐道。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经常说道的“亲戚礼道”中的“礼道”,就是互让三尺土地而成的“巷道”。至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村落的建筑,依然还都有“六尺巷道”的印记。  针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吟诵这段诗句,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当时的尤大使未必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深刻寓意。&nbsp&nbsp

    “龙马”精神

    我军的第一个工兵连,是以安源路矿工人组建的。  毛泽东当时还给这个连队讲了话,告诉我军第一个工兵连的同志们:要发扬白龙马的精神,把革命驮到胜利!  那是1931年初,毛泽东针对长沙的战斗攻而不克问题,甚是费神。他认为,长沙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而红军“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因此,毛泽东等人都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如何解决。  红一方面军开到安源后,毛泽东要郭化若等人去做群众工作,以筹款和“扩红”。  安源的工人们觉悟比较高。这使得郭化若等人非常高兴。  由于安源路矿工人,从1898年德国和日本在这里开工厂后,他们一直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工作和生活,加上工运搞的不错,所以,工人的阶级觉悟自然是高的。也正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产业,使得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懂得“爆破”等技术。  有一天,郭化若等人找到了一些炸药,也找到了一些懂得爆破技术的工人。于是,他作为毛泽东的高参,心里在想,要把这些同志组建起来,不就是我们需要的工兵连队么!  于是,他就将这个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了郭化若的汇报,眼睛一亮,说:“化若算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朱德总指挥听了以后,也非常地高兴,说:“要得!”  他以特有的地方方言继续说道:“我们确实要有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能炸碉堡、能挖防空洞的工兵队。”  经过朱毛的同意,郭化若立即开始组建工兵队。  郭化若找到安源煤矿的工会,让他们将懂技术的工人同志逐一推荐出来。到了中午时分,一共推荐了140多人。  这些人全都衣衫破旧,蓬头垢面,参差不齐的年龄就像乞丐帮部落中的乌合之众。他们中最大的30多岁,已经儿女满堂;最小的10来岁,差不多等于他们的晚辈。而且,确实有一家老小被推荐出来的,但都是自愿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参加呢?  因为,当时红军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如果当了兵,不仅可以享受平等自由,而且还可以吃饱饭,有衣服穿、有田种。  郭化若将这一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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