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误省委18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澧陵县城。当天下午，第二团1000余人乘火车杀奔澧陵。将近中午，先头部队在老关车站消灭湖南敌第四集团军罗定独立团一个排，俘敌20余人，缴枪10余支。下午时，部队逼近澧陵城，在澧陵四乡起义农民的配合下，第二团傍晚攻入县城，俘敌100余人，缴枪80多支。打开监狱、救出被捕党、团员和工农群众300余人。随即恢复工会、农会等革命民众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澧陵分会，由安源工人张明生任县长。发布安民告示，说明工农革命军出征的意义。召开公法团体会议，议决金融、筹款等重要事项，制定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等行动大纲。派10支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 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的时候，奉派在株洲领导暴动的安源工人朱少连、涂正楚等，按计划于当晚率领当地工农武装开始起义，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澧陵县城。 12日凌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当即召开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起义胜利。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天亮以后，闻敌军从长沙扑来，起义队伍因人少武器差，无法抵抗，分散转移。原定以朱少连为团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未能组成。 12日傍晚，第二团在攻占澧陵后乘胜追击逃敌，到达株洲时，株洲起义队伍已散。第二团领导人听说长沙敌军正向株洲方向运动，急忙将追击到株洲的队伍接回澧陵。 13日，第二团决定避敌锐气，主动撤出澧陵县城，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支援，并与第一、第三团会合。 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澧陵县城，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700---800人在王新亚等人率领下经老关北上浏阳，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部分占领浏阳后，王新亚等因未抓紧发动四乡农民和及时与第一、第三团联系，反而因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放松警戒，忙于召集商绅开会筹款。 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仓促应战而被打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被打散的第二团官兵结队在附近寻找不到。许多人在浏阳转了几天，找不到部队，只好结伴回到安源或各自家中，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或从事其他革命工作，约有60多人赶到文家市。留在安源的爆破队60余人则奉命从安源赶到文家市会师。 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至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赣军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毛泽东集合部队，翻过大山，进入莲花县。 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并进行改编，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 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斗争。 芦溪战斗的基本情况：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各部队会师浏阳县的文家市。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向井冈山进军。24日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经过山口岩向莲花方向前进。毛泽东、卢德铭率领指挥的红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左右两路隔河上行。部队出发不久，赣军朱培德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便从萍乡县城尾随追击，在距离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起义部队与敌遭遇。由于敌数路夹击，且已占领河边的白泥坳山头，控制起义部队过河和前进的道路，情况危急。卢德铭率一个连的兵力返回山口岩，夺下白泥坳山头，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部队转移后，卢德铭率部后撤。通过一片开阔地和茶油林时，敌人又抢占白泥坳山头，居高临下，向撤离的起义部队射击。卢德铭骑着一匹白马，目标明显，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芦溪县山口岩那个山冈上的草丛里，壮烈牺牲，年仅23岁。  
“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里仁小学----毛泽东“犯天条”的地方，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走向强大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叫花子怎能与龙王爷比宝？”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里仁小学说得一句很著名的话。他站在学校后门的讲台上，继续说道： “难道大家还不知道这个道理么？叫花子怎么能与龙王爷比宝呢？！” “目前，我们现在还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我们应该改变行军路线，到罗霄山脉去发展我们的革命，保存我们的力量。 “我们不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执行上级的命令，也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上级的命令也是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的。” 毛泽东站在里仁小学后门的台阶上，那样慷慨激昂的入情入理的讲述了这个普通的而又深刻的道理。 战士聆听着、默然着、点头着。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当时的领导层内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黄仲芳编著的《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在里仁小学后栋那个教室里，气氛非常沉重。沉重的几乎大家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 参加会议的有：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 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退却萍乡的主张。对此，余洒度极为不满。以余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 两军对垒，各不相让。 毛泽东列举种种事实，耐心说服众人。余洒度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会议发展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因此，不得不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最后的意见。最后，总指挥卢德铭在关键的时刻，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带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意见。余洒度碍于卢德铭是他的顶头上司，红着脸，忿忿不平的离开了会场。 叶永烈著的《毛泽东之初》中这样写到：毛泽东参加革命后，因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被瞿秋白称为中国两个“农民运动之王”之一，另一个就是彭湃。 那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慷慨陈词，既讲了“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在湖南文家市的里仁小学里，又说了“要引导和做好‘土匪’工作”的名句。当时，余洒度等人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说把部队拉上山是想当“山大王”，是对抗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命令！ 对此，毛泽东反驳道：“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来没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我们现在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的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借了里仁小学的一张地图，图上的罗霄山脉就像一弯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当‘山大王’！” 上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成功地收编了当时已在山上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向王佐学到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的宝贵经验。所谓“打圈”，就是在官军上山时，往密林一钻，绕几个圈就把官军甩掉了。这给毛泽东后来的游击战战术以很大的启示！ 何长工老人还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读起来至今依然耐人寻味。 “当部队到文家市前后，不少同志还在醉心于如何攻取大城市的时候，我就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看出了他有找一个地方落脚的打算。还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民运动，举办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他说过，中国革命在大城市里没有希望，希望在农村。据说，他从广州回家乡‘养病’的时候，还特地经过井冈山呐。这一次在部队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我亲自听到了毛泽东给我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国际资本处在战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交通要道，去打大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我记得他这个思想，在准备‘引兵井冈’之前，有一次他在里仁小学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更具体了。会前他让人画了一张标有罗霄山脉的地形图，开会时用几个木棍支在会场的前面。毛泽东站在地图前，边讲边看图。他首先讲了秋收起义的形势后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我们，我们没有打好，这不要紧，我们还留有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新的胜利一定会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的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子，认真地指着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接着他分析了在罗霄山脉发展的可能性。他说：这个地方处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在湘赣两省的边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 毛泽东又分析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因此，省与省、部队与部队之间极不统一。两省敌人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往往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现在我们目标大，可以依靠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力量。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与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详细地谈了井冈山的地形，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五条有利条件。 他说，这里有： 1、 有很好的党； 2、 有很好的群众； 3、 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 有便利的作战地形； 5、 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他的这个入情入理的分析，讲得大家全部点头称是。大家都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分析，折服了毛泽东的胆略、才华和洞察力，都愿意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并决心跟着他“上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甚至有的人说：“跟着这样的领导闹革命，就是死了也值得！”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先生看了1928年秋天写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上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鲁迅先生看毛泽东的这首词，赞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真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这个话后，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天真，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豪迈！ 还有一回，也不知道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本，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笑着说，“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从轻松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是多么豪迈，多么的悠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幽默，那样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毛泽东对于他“占山为王”的策略，后来也有一个客观的解释。1964年他与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对于这些造反者，“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够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 毛泽东这些客观的分析，说得真切，说得实在，说得完全是心里话。当时当地的情况不允许他有别的任何选择。因为，如果死拼硬打的选择，那么，他所带的到了文家市的1500余名红军战士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全部被敌人杀死。  
“一个小石头与一堆小石头”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煤矿与工人们交谈中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说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基本现实，以及由这个现实所折射出的哲理。 一个小石头，人用脚一下子就被踢开了，而且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然而，如果把小石头堆成一个堆，那么，人就不可能一下子踢开了。说明人----天下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干事情就会有很大的力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快被工人们所接受。 据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编印的《走进安源》上记载： 1921年7月以后，毛泽东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定，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且在全国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安源，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成了他实地考察工人状况的首选之地。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到安源，住在八方井的同乡、在矿上当段长的毛紫云家中。毛紫云找来在井下挖煤的同乡张竹林，嘱咐他陪同毛泽东下矿井看一看。 据张竹林在60年代回忆记载：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换了短装，手提一盏矿灯，与张竹林一边交谈一边走过总平巷大巷后，确定到张竹林的工作面去看看。张竹林急忙劝阻说： “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怕出事。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 “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做工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 张竹林只好带路前行。抵达工作面时，毛泽东全身是煤，满头大汗。张竹林向工友们介绍说： “这位是毛家师爷的客人，湖南来的毛先生。” 毛泽东走过去，在一根坑木上坐下来，一个工人忙解下手巾为他擦灰，毛泽东拉住工人的手说： “不用擦，没关系。”工人们见毛泽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很自然地围拢过来。毛泽东问工人们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们说，除进班出班时间外每天要做12个小时，干一天有8个毫子（铜钱），有的12个毫子。毛泽东同情地对工人们说：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