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的性质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用党的路线教育部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解决了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问题，树立了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30年6月，以红4军为骨干组成红一军团，以红5军为骨干组成红三军团。8月，红1、红4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那时，毛泽东在红军战士中的威望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这种威望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红军战士认的是“理”----能够打胜仗的“理”，而不是什么“权威”。况且，当时的红军战士大都是百姓出身的工农群众，他们虽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见识，但他们知道只有打了胜仗的领导才是好领导，才是英明的“大官”。所以，他们从内心里看不起那些从什么中央来的“钦差大臣”，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朱毛还引导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参观了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大量武器弹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缴获均不是攻击大城市时的战利品，而恰恰是在运动战之中缴获的。 然而，尽管战士们不理解或不信这一套，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朱毛红军总部的领导却不能这样做。因为，“特派员”毕竟是中央派来的，必须认真地接待。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意思，也是这支部队的纪律。于是，总部高规格地接待了这位“钦差大臣”。 在城中，当地群众载歌载舞欢迎这位中央派来的代表。城市和乡村里到处都是一片红旗飘扬，欢声笑语。 农民武装队队员在押着乡绅游街，被游斗者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上面还用毛笔写着大红的字，并用红笔打着“x”。 当晚，机关的同志给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布置了比较考究的客房，并报告了一直陪同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笑嘻嘻地说： “周同志不去住了，今晚我要与他长谈。” 周以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显示亲昵的邀请。而且一天下来，毛泽东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非常愿意与毛泽东长谈。因为，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增长知识。只是由于自己的特派员身份，不好说出来。 在来红一方面军的前夕，可能也是李立三等人的灌输，周以粟虽不认识毛泽东，但对毛泽东的印象极差，给人留下的一个感觉就是：毛泽东肯定是一个固执任性，而且眼里根本没有上级的高傲分子。通过现在的接触，通过与他的交谈，现在这种感觉全然不见了。 据郭化若的回忆，毛泽东同周以粟确实谈了整整一夜。中途，参谋处长郭化若几次进去送水送烟，都看到周以粟眉开眼笑，而毛泽东则是侃侃而谈，打着手势越讲越起劲。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和理论，全部地灌输给这位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了。其大意是： “我们闹革命，很重要的最为关键的是，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根据我们目前的具体实际。我们也知道打城市的好处。但是，现在的时机不到。我们就是这么几条枪，就是这么些军队，城市那么坚固，我们几次都是以失败而结束的。与其现在白白送死，还不如积蓄力量，壮大队伍，先占领最为偏僻的广大农村，然后再占领大城市。这就叫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来，我们再反过来，从城市里向外扩展，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发展好。” “可能我的这些说法，有的人不同意，甚至是大发雷霆。肯定会认为我是‘右倾’，认为我是没有革命精神。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走路的，子弹是会杀人的，人死了是活不过来的！光靠一时的革命热情，光靠一种蛮干，那是要断送中国革命的！” 开始，周以粟确实认为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思想，是错误的。但越听越觉得很有道理，很符合实际。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套，估计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如果有了他的领导，估计今后是有希望的！ 通宵的长谈，结果使这位中央长江局派来的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同志，放弃了他来指责毛泽东的使命，以180度调头的态度，转而坚决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的领导。这真是应了中国历史上一句谚语：不打不成交。 并且，这位“特派员”还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中共党史上最为著名的名言： “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实际上，这句发自肺腑的历史名言，是出自一位来找毛泽东算帐的、责令他攻打大城市的“钦差大臣”的口中。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应该说，这名言是真理、是实话，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折服，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觉醒。更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无意中的伟大贡献！ 在中央“特派员”周以粟的支持下，毛泽东在宜春召开了一个会议，即很有名气的袁州(今宜春市)会议。 会议决定： “不去攻打长沙，也不去攻打南昌，而是去攻打孤立无援和没有影响的吉安。” 这是，朱毛红军战略转变过程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顺便值得一提是，攻打长沙的教训再也不能重复了。毛泽东、朱德再也不愿看到战士们无畏地流血了，再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自己创造的队伍在一天天的减少。另外，当时进攻长沙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堂妹被杀。毛泽东家的土地被查封，更甚的是，按照传统中国最恶毒的惩罚之一，国民党反动派派人去掘毛泽东家的祖坟。 同时，这次会议，把当时热衷于攻打长沙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部分干部们也说服了，并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定下来，再也不去做那些明明知道白送死的“傻事”了。通过循循善诱的形式引导红三军团开拔到江西，对于而后反围剿的胜利，对于扩大红军的队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招棋，可谓深谋远虑，独具慧眼。 前来说服毛泽东的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反倒成了毛泽东的“俘虏”。这在郭化若等参谋人员看来是很意思的事情。只是他们为周以粟“特派员”担心，觉得周特派员回去以后不好向中央“交差”。 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担心的情绪变成了多余。 李立三跨台了。两个月内，李立三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 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苏联的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 被关进了监狱。  
萍乡安源
萍乡----古之吴楚通衢，今之赣西明珠。青山如黛，水流澄碧；人勤地饶，崇文尚礼。 萍乡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地方。1892年邓海山领导的大安里农民起义，1905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都光照中国革命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1922年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7年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萍乡的革命志士舍生取义，前赴后继，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伟人在萍乡留下了不少的佳话。 安源----辖属于江西省萍乡市，是该市的一个行政区。她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史称中国革命的小“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据唐湘萍编著《话说萍乡》中记载： 萍乡也是起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萍乡出自《孔子家语》，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昭王渡江时，江上漂来一物，又红又圆，大小像斗（斗为古代酒器），他问遍了满朝文武都无人知道是何物。于是，派使者到鲁国问孔子。孔子回答说： “此物为萍实，是吉祥物，只有能称霸的人才能得到它！” 使者听了以后，有些迷惑不解，问孔子： “怎么知道它是萍实？” 孔子说： “我过去周游列国时，途中曾听说一首童谣说‘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现在这首童谣得到了应验，所以我知道它叫‘萍实’。” 使者又问孔子： “这‘萍实’是否能经常得到？” 孔子告诉他： “‘萍实’是集天地之精华而成，千年也难得一遇，现在楚王得到了它，这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 于是乎，后来人们便把楚昭王得萍实的地方称之谓萍乡，即“萍实之乡”。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年近花甲的大诗人黄庭坚，穿越巴山蜀水，来到萍乡省兄，江南三月，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这位一生仕途偃蹇（ynj）而“环伟之文，妙绝当世”的江西诗派宗祖，在这里登临崇阿，探幽访古，流连月余乃去。这里的山川风物、优美传说，触动着诗人的情思，写下了《萍实里》一诗： “楚地童谣已呈祥， 果然所得属昭王。 若非精鉴逢尼父， 安得佳名冠此乡。” 安源----中华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萍乡出现了萍乡煤矿、株萍铁路和萍乡瓷业有限公司等中外企业，就随之而产生了萍乡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安源煤矿不仅是萍乡，而且也是江西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至1917年已达万余名。这是一支强大的革命需要依靠的力量。  
对“枪杆子”的呐喊
毛泽东在著名的“八七”会上有一个经典的论断：“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种呐喊，一种揭示，一种号召，一种命令，也是一种当时地位不高，而又不能不说、心里十分焦急的人才说出来的话语！ 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一个国共两党合作所进行的北伐战争。那北伐战争自1926年7月正式开始，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至1927年3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部的主力，先后进占了武汉、南昌、上海、南京等地，控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同时，北伐战争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时的全国工会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分别发展到248万人和近1000万人。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基础，为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前景。 然而，就在那北伐战争取得关键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当时身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害怕工农革命的胜利，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历史记下了那惨绝人寰的“4·12”！！ 在以蒋介石“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屠杀政策的引导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国民党当局，以“清党”的名义，对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杀害。7月15日，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也在武汉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不组织有效地抵抗，致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归于失败。那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的已超过30万，其中共产党员万多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党的著名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就义。剩下的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政治力量发生严重分化的情况下，我们党应该怎么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认真的思考。 他们分析认为：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发展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一天天激化。北伐战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中共中央和省、市一级的领导机关保存下来了，尚有约2万名党员与党保持着联系。并且，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 同时，他们还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自己领导武装斗争以完成反帝反封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那时侯我们党还掌握着近10个团的军队，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官兵倾向于革命，湘鄂粤赣等省还保存着部分工农自卫军。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导致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派别斗争和混战不断。这一方面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总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影响依然植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灰心丧气、坐以待毙，都是极端错误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一个字“干！”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宣布撤出参加国民革命政府的所有共产党员，决心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接着，中央决定，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集中于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3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中国革命已转向工农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秋收暴动是实现土地革命的“新的奋斗的方略”。大纲要求全党“勇往直前地领导秋收暴动”，以动摇新旧军阀的统治，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还提出了秋收暴动的政策和策略，规定了湘鄂粤赣四省暴动的具体任务。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和共产国际的意见，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上许多同志发言都从不同的侧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很重要的发言。他指出： “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地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坚决地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没有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指出： “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因为毛泽东当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话的份量自然是不会太受重视的。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措辞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他把要说的、该说的都说了出来。 应该说，毛泽东的发言指明了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对于纠正当时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正确的道路，确定正确的军事斗争的策略、战略战术等等，都十分现实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了关键性话，为我们党指对了关键的一步。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决议案，产生了中共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9人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7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瞿秋白负领导责任，会议纠正了中共中央过去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革命失败后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革命的目标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