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省吾道，世子之所谓的“明白了”，明白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左军。为什么呢，因为世子在与顾先生的对话中，详细推演了左军放弃襄阳之后的行动。在得到了左军会向九江方向行动的确切结论后，世子才道他“明白了”。
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世子真正在意的，不是某个人、某支军队，而是某座城、某个地区。而这座城、这个地区，便是今日朝议的主题——“天下之吭”！
而这座城、这个地区，据他冒昧推测，应该就是华阳郡王的藩封——澧州和澧州所在的澧阳平原。
为什么世子会选定澧州和澧阳平原作为屯兵重地，作为护国军出川作战的基地呢？
是此地山高路险，城坚濠深吗？显然不是。
澧州南临澧水，城小破烂，城墙甚至数度被洪水泡垮冲毁。
澧州所辖安乡、石门、慈利三县，也非什么名城重镇。
同时，澧阳平原面积不大，北面以一片低山丘陵与荆江南岸的洞庭湖平原相接。除了松滋河、虎渡河等荆江分流河道有军事地障的作用之外，几乎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澧州？他冒昧揣测有五个理由：
其一，澧州为蜀藩支系华阳郡国的藩封，师出有名。
护国军以护亲之名屯兵澧州，垦田开荒，不仅名正言顺，政治上的风险较低，而且还可以博得天下宗室和士绅的好感。
保护宗室安全，也是地方官府的首要职责。华阳王有了护卫，保证了宗室安全，也顺带保证了地方的稳定，还省了地方官府的银子，当地官府何乐而不为？近来李明史和贺桓以华阳郡王府的名义在澧州城大肆招兵练兵，当地官府装聋作哑，便是明证。
其二，澧州的匪患相对较轻，后方稳定。
崇祯年来，湖南虽时有大贼，如临、蓝寇与山贼萧相宇等，但贼势没有大规模蔓延，总的来说相对平静。地方没有大的战事，朝廷就不会过多的关注，经济上就不会遭到毁灭性摧残。护国军进驻澧州，可以在没有打搅的情况下得到较为轻松的休整和训练，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应对闯献流贼。
其三，澧州虽是平原，也无坚城，但却易守难攻。
澧州北有长江，东有洞庭，南有澧水与沅江，西边则是武陵山脉和各家土司，三面是水，一面靠山，中间还有几条大河阻隔，从整体上来看，反倒是个绝好的防守地域。
常言道：北人善骑，南人善舟。闯献流贼多为秦人，进攻澧州，是以己之短攻护国军之长！若护国军以江湖为城，以水面为路，以舟楫为车马，便可四面机动，以较少兵力驰援各个要紧的方向，控制以澧州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如果流贼胆敢孤注一掷，渡江来攻，那便是兵法大忌中的背水列阵。一旦失败，就会葬身鱼腹、万劫不复！
其四，澧州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是屯田养兵的上好之地。
护国军大规模出省作战，保证充分的粮食供给是最大的难题。
蜀湘两地千里之遥，中有三峡天险。完全依赖蜀地船运补给，不仅不可靠，而且路途损耗极大，绝对不可行，因此必须依靠当地解决大部分的补给，实行“因粮于敌”。
澧州一州三县，有水田、垸田和可肯荒田荒山至少两万顷，养活人口五十万。若能将蜀地“十税一”的税率和余粮强制征购的办法在澧州全面推开，则可年征粮食五十到一百万石，增兵正规军六千、守备军一万五。所余的粮食，既可作为周围数省百姓流民的荒年储备，也可作为出川护国军的军粮储备。如果四川和澧州两地均有一定数量的军粮储备，那么军队出川则无需携带大量的粮食，机动性会大大增强。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澧州还毗邻广沃的洞庭湖平原（注一），包括岳州、长沙、常德三府和荆州府长江以南地区。这些地区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是传统的稻米产地。
如宗室朱至瀚在给蜀王府的报告中所称，湖南产米而不产银，而朝廷征银而不征本色，因此湘阴米市银贵米贱，夏秋两季石米低至一两五钱。南直商船在湘江码头满载谷粟而归，这才能使苏松浙江安庆徽州等地灾区渡过荒年。
除了产米，湖南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境内湖泊众多，面积广大，甚至到了“湖多田少”的地步。湖多鱼便多，所以渔业较为发达，渔业税赋有很大潜力。
在湖广的田籍税赋资料中，湖广的江南半省共计九府两州在封了五位藩王的情况下，夏秋两税依然高达一百四十万石（注二），超过四川全省近一半！
如果护国军能将控制区域从澧州一隅扩展到湖广的江南半省，凭借其丰富的粮食产出，定鼎天下绝非空言大话！
其五，是澧州境内已有十万流民，为护国军提供了最坚实的人心基础。
对此，王省吾以他自身的经历做了详细说明。
王省吾回忆道，去年初春在仁寿县，他作为一名饿得发疯的叫花子第一次见到世子，第一次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家的温暖。
那时护国军有多少人呢？仅有一营六个连约千人，外加天全土司营数百！
一年多过去，护国军的仗越打越大。从牛角寨到巴山，从乱民山寇到土暴子和叛军，敌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面对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可是，护国军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