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 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 千 六百两”。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另一说为“金 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江彬籍没时，“入公 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看来，明代是中国历 史上的贪污大朝，当不会错。 赵翼认为，以上这些贪污犯，都比不上严嵩在任时间长，所以，他搜括得也应比他们多 。“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 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亦不止此数。而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 万七千四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 二百四十八两零，则其他可知也。计其值，不下数十倍。”因此，严嵩的贪污记录，是可以 上吉尼斯的，“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这就是赵翼的结论。＆nbsp＆nbsp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3）
一般来讲，小贪如鼠，昼伏夜行，鸡鸣狗盗，提心吊胆，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贪 如虎，无所顾忌，光天化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 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 厚亡为虑。”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聚敛如许钱财，还不是当皇帝的 包 庇和纵容的结果！这两父子斑斑劣迹，早就民怨沸腾，“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 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而且，“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 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正因为有倚仗，严嵩才能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支持， 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 赵翼说：“是可知贿随权变，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 权门贿赂之往鉴也。”从近年来所揭发、所暴露、所法办的贪污案件，主犯要犯，哪一个不 是带“长”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作家手中，不过有杆笔，谁会在乎你呢？是做一个才华出 众的文人，死守清高呢？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严嵩自然会 选择后者了。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视朝了，连皇帝这 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干了，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自二十年宫婢之变 ，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 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这样，等于纵虎归山，更是不可一世，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 团转，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敛财聚钱。 这一对贪污父子，同声共气，合作默契。“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严世蕃，比其“长身 戍削，眉目，大音声”的老子，更能作恶。由于严嵩“旦夕值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 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 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箧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 能匿”。凡贪污，必腐败，凡大贪污，必大腐败，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敲诈勒索， 横行都门。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j臣”。 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最后的失败，也是老暮以后，文思日退 ，诗情大减，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在的，一个诗人，总有江郎 才尽的一天，也许七老八十，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但银行账目，商店流水，同样也是一行 一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再说，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并 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牛就会将你顶死，因此，作为诗人的严 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涌上心头，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 政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当 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 结果，朱厚趈所下手诏，老迈的严嵩，竟“语多不可晓”，好像有些老诗人 看不懂年轻 诗人写的东西一样，只有一个劲地摇头。幸好，独眼龙严世蕃能“一览了然，答案无不中” 。但“严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于是，“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 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言。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 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样，就走到了末路尽头。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内怀怨望罪被劾，“斩于市，籍其家”。但世宗 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削籍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j臣，大 贪官，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真遗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而同是“堂” 的《钤山堂集》几乎不为人知。早在前清编《四库全书》时，就因“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 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给否定了。 以两“堂”的遭遇而言，看来，古人较呆，不灵活，认死理，还是今人聪明，脑袋瓜子 转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会被视作贰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 从这个角度比，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nbsp＆nbsp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1）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 ，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 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 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 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 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 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 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 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 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但是，有些中国 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所以，吴梅村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 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但在士子们的 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不过，若就 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 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fjf〗？〖fjj〗天 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 ，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 相同。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 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 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 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 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 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 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的 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 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 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个，说得可怜兮兮。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 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 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无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 ，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 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 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 ，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 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时至21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 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 吗？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 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 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 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 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 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nbsp＆nbsp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2）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 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 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 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 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 “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 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 ”。 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强犦，予取予 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 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 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 ，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 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 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 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 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 ，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 身岩|岤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 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 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 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 ，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 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岤”，怎么办，只有成 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 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 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 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 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 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 ”， 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 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