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狱，不知多少 文人掉了脑袋，但无数举子，仍旧本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 高”地做那金榜题名的梦，冀图从皇帝手里接过那件黄马褂。官之大小，权之轻重，是十分 在乎的，连死了以后的谥名，都全力以赴去争的。别看他们口口声声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稀 罕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有可能得到的权位面前，没有一个人会掉头不顾而去的。 所有的演潇洒、装潇洒式的炒作，都不会离这利益的原动力太远。因之，对于敏感的王子猷 而言，虽然他和他的弟兄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风流，和根本推不开的富贵，但客观存在着的 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种心理上的隐痛，也会使王徽之活得不那么百分之百的开心。在王 羲之的几个儿子中间，王子猷，一直处于这种觉不出来的压抑气氛之中，所以，他才有“雪 夜访戴”、“竹园闹主”的表演，他不但需要人知道他的存在，更需要人为他的存在喝彩鼓 掌叫好欢呼。 然而，他总是失落，有一次，他们弟兄三人“共诣谢安”。 在王导以后，这位曾经指挥淝 水之战的谢安，便是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了。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隐居，时人有“ 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舆论，把希望寄托于他。所以，这位头上有光圈的名流的人物 品评，一句话，便举足轻重。“二兄（徽之、操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 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而且，谢安对王献之“其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如此重用 ，如此信任，在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子猷心灵里，能不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吗？ 他先在大司马桓温属下，任参军，后在其弟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军，成了一个弼马 温的角色。这种与他家门光荣不相称、与他兄弟们职务不相称的安排，也不能让他心理平衡 。有一次桓冲问他：“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 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最后一句，是孔子答 复子路的话，他竟然拿来调侃上司，这潇洒也相当够意思的了（以上均《晋书》）。试想一 下，琅琊王家，东晋政权中的第一豪门，皇帝都不得不让出龙椅的半边请姓王的坐，现在他 却坐在冷板凳上，受命于行伍，那情绪会好起来吗？ 更何况他的婚姻状态，显然属于太过平庸一类，在史书上找不见一笔记载，比之娶了金枝玉 叶的弟弟王献之，比之讨了谢家才女的哥哥王凝之，王徽之也无法神采飞扬起来。尤其他弟 弟在当驸马前，与爱妾桃叶浪漫的恋情，与前妻郝氏缱绻的挚爱，那首为心上人写的《桃叶 复桃叶》的爱情歌曲，竟流行江南一带，所有这些风雅绮丽的韵事，都与王子猷无缘，作为 一个男人来讲，岂止是感到扫兴、窝囊、别扭呢？更多的倒怕是泛上的酸不溜丢的苦恼吧？ 所以，他时不时地要潇洒一番，要制造一些足够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在当时的南京城里， 他肯定是娱记紧紧追踪的明星。“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 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 ，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 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 直到他弟弟垂危之际，出于手足之情，使他道出了心底的隐衷，“吾才位不如弟”，正因为 才力的不逮，权位的差别，才不得不一个劲地装潇洒，演潇洒，填补心灵中的空虚。然而， 王献之一死，他也未能活多久，至此，于是，这位公子，那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才 中止进程。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当今文坛，那些热衷于炒作的作家，干嘛要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估 计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与王子猷一样，大概都有他（她）们见不得人的精神上的隐痛，和 不可告人的内心里的苦衷。 文人嘛，大部分具有表现欲，甚者，还具有强烈的表演欲。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 ，只是低度酒和高度酒的区别而已。从语义上推敲，表演应该要比表现更外在，更夸张一些 。表现，主要是突出自己，让别人知道他的什么，而这个什么，基本上还是属于真我。表演 ，当然也是突出自己，但突出的什么，很有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假我，或者压根儿的 非我。然而，无论他怎么兴高采烈地表现或者表演，总是会有他内心里不快乐的一面。 偶读明代唐寅的诗作，题为《梦》：“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 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 半床。” 小时候，随大人在书场听弹词《三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这位风流倜傥 的吴中才子唐解元，更快活无比，更开心自在，更得心应手，更放浪不羁的了。他的潇洒， 他的炒作，他的表现，他的表演，无不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从这首诗，从这其实也 是他伴其一生的梦里，我们不也体会出他内心深处的阵阵隐痛，聊作佯狂的背后苦衷，和那 掩饰不住的怅惘嘛！＆nbsp＆nbsp
雪夜访戴潇洒一把（4）
所以说，潇洒难得，难得潇洒，想到这里，对于时下喧嚣的市场化炒作，对于时下文化 人的忙忙碌碌，烈烈轰轰，奇奇怪怪，热热闹闹，也仿佛多了一分理解，也就随之豁然了。 于是，还有什么好说的呢！＆nbsp＆nbsp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1）
明朝大j臣严嵩，其实是个正经诗人。他的诗，应该说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写得不俗。 当个j臣也颇不易，为臣本难，而为臣还要j，真得有点功夫。严嵩与周作人的命运不 同，是属于因人废文的一种，谈到他的名字时，不会想到他除了j臣的名分外，还具有诗人 的身份。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 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 耳。”然后，他的结论是：“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从这同 时代人的评论看，严嵩的诗，说不上非同凡响，但不同于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对作家来讲 ，能够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就很足以自豪的了。 此人活到八十多岁，与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长寿文人。我觉得，时下某些上了年纪的 作家或诗人，终其一生，还未必能达到严嵩在《四库总目提要》被论及的水平。隔代以后， 后人们谈到他名下的《钤山堂集》时，还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能 够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评价，可见其作品确实有独特不俗之处。《明史》称他： “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这也是个相当褒扬的说法。 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也就 “文而优则仕”，被召回来京城做官了。“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 个读书人，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熬到国子监首脑这样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学术界、文化 界的顶尖人物了。在封建社会里，当别的什么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钱，有势，有关系 ，有门路，有裙带的援引，能巴结攀附，摇尾示好者，没有不达到愿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 事，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英文bc之类，恐怕还是不行的。即或扛着圣 旨去了，坐在杏坛上，我想，那被众文人干着的滋味，那假充内行的心虚状态，那说不了三 句就露馅的尴尬，也会是挺受罪的。从这点看，j臣归j臣，坏蛋归坏蛋，严嵩在文学成就 上，是货真价实的。 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 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 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 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揖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东条英 机，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 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 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 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 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 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j臣名 、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 生们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 应该得到一些张扬才是。 当时，嘉靖皇帝很赏识他，而且，一直恩宠不减。朱厚趈迷信道教，还自号“灵霄上清 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一本正经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 来，可堪与之比拟。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 ，跟着皇帝一齐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在 中国，只要是皇帝提倡的东西，不管好坏，马屁精们立刻会趋之若鹜，加油添醋，蔚为风气 的。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无耻，所以，出自他手的“青 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趈特别欣赏，褒誉有加。这块敲门砖，就成了他晋身之阶，一天天发达起来。 先前，“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顶道冠，赏赐臣僚。严嵩竟成 为获得这种殊荣的五个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国人看重而骨头顿轻，更加荣耀 ，也可见其受嘉靖赏识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大肯拜 神礼佛，别人虽受赏赐，有的还不愿意戴。严嵩青词写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见皇帝 时，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层薄纱，以示珍惜，“帝见，益内亲嵩”，这马屁算拍到了点子上 。从此，“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应该承认，早年的严嵩，确是文章高手，倘若一 个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里跟嘉靖谈诗论文吗！ 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马蚤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 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毛主席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 实。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 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 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j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j周作人，这是 可以肯定的。＆nbsp＆nbsp
孔雀虽毒不掩文章（2）
我们试来读他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 俭真成一字师。”假如，不是标明严嵩之作，准以为是哪位尚未脱贫、甘于清苦的诗人，在 什么远离尘嚣，还具有一丝黍离之感的故国荒园，孤独行吟呢！可是，当了解这不过是那个 穷奢极欲，贪婪搜括，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j臣，大贪官，在那里装孙子的时候，就觉 得是莫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了。 为文和为人的抵牾，严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j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 ，在《明史》中，将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列入j臣传了。然而，到了更后来，在人们心 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j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国贪官排行榜，我想严氏父子 ，很可能在前几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贪污犯如刘瑾、魏忠贤，还有清代的和贾嗖患圃谀凇t谡僭钡奶拔鄯钢校厢愿缸雍苡邢m峁冢镜前袷住！ ≡凇抖氖贰返母魇分校酝倨玻鏙臣、佞幸、酷吏、乱贼、宦官、阉党等， 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很奇怪的一点，独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使我 纳闷不已。是因为历代没有贪官呢？抑或由于贪官不多而无此必要呢？这当然不是理由。中 国的贪污文化或传统，可谓绵绵不绝，源远流长。有一则笑话，说旧时，一位地方官员离任 ，将他在职期间搜括的钱财，全部装车运走。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走到末尾的那辆车 上，发现还坐着一个小老头，便问，你是谁？小老头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这位官员颇为 惊讶，便说，土地爷，我已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这位土地苦着脸子 说，老爷！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跟谁？ 这虽是笑话，但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从上到下，无官不贪，四海之内，不贪不官的现象 ，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贪污犯。民谚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 这种现象的写照。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在一个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内，吞噬 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贪污之官，比比皆是，腐败之风，泛滥成 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倒莫如搁笔不记了。 如果全是清官，只有一个贪官，记史者可能有兴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贪官，清官成了稀 有品种，也就只能让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者，在史书上占一席之地了。正如陈寿在《三 国志》里记下东吴顾雍不喝酒一笔，初读时，甚不解，不喝酒有什么稀奇，但读到孙权这个 大酒鬼，谁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还要发脾气。便知道当时喝酒，是一种相当普遍的 现象，不但不喝，还敢抵制，这种罕见的例子，才使陈寿觉得有付诸于史的必要。因之，在 史书里，有良吏、循吏的传，肯定恪尽职守，公平正直，爱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员，实在 稀少的缘故。而至今尚无一部《贪污史》或《贪官列传》出现，恐怕与历来贪官多如牛毛有 关，若我是一位记史者，一天到晚写不完的贪官，也会倒胃口的。 大贪官严嵩、严世蕃到籍没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 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在一本《天水冰山录》的书中，更刊有查获出来的赃物详细清 单，其中：“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 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 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据沈德符《野获编》，说抄严家时，光碧玉白玉的围棋就 有几百副，金银象棋也是数百副。这位老学究感叹：对弈本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拿着一 颗颗足赤纯金浇出来的棋子，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明代的衡制，一两相当于公制的36点9克，乘以11000的话，应该是405900克，按近日黄 金市场价，每克为120元计，光这些金器就值人民币五千万。若以《明史》的三万余两计算 ，仅黄金一项，值两亿人民币，遑论其它。据《明通鉴》：“所籍嵩等家财银两，诏悉送太 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这后一半，也就是进了朱厚〖fjf〗趈〖fjj〗的腰 包。 抄家，是皇帝发财的一道，据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 ，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 千百石。帝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