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日，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
二译大乘五部选助手高足
竺法护，所译的佛教经典，以种类齐全，影响广泛、深远而著称于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宝积、大积、华严和涅盘五大部，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般若部有《光赞般若经》，宝积部有《善门经》、《密迹经》、《离垢施女经》，大集部有《宝女经》，《宝结经》《大哀经》，华严部有《渐备一切经》、《度世品经》、《如来兴显经》，涅盘部有《方等泥洹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著名佛学家慧观、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讲论。道安得到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后，如获至宝，极力钻研，著有《光赞析中解》、《光赞妙解》和《合放光光赞略解》等，并大力宣讲阐发。十六国时的昙影，也以善讲《光赞般若经》和《正法华经》闻名当世。史载他“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前后不一，有的文字流畅，含义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涩难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有的则刚繁去重，“比辞雅便”。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
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都是比较精干的，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等人。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参政辞义，整理成文，促成译经进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聂承远为协助，多数情况下，是聂道真独自笔受。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法护死后，聂道真曾独自译经，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据说，法护在长安时，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想予以试探。一天，这家族长来找法护，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日后定还，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听那人讲话后，未等老师开口，便对那人说：“尊师愿借钱给你，”那人高兴的走了。法乘对老师说：“我察言观色，那人并非缺钱，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法护说：“你说的很对。”次日一早，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传到长安，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影响极大。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阳名声很高，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尚书令乐广，玄学家）。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后因洛阳兵乱，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临行之际，竺法行想从受教诲，求师留言以作纪念。耆域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罢，便打坐参禅静守，法行又恳求说：“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孩童能够背诵，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让人感叹呵！我的话虽很少，但对施行者来说，却是多多益善呐！”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但重“诵”，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
三受后学高评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精进。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日夜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涛），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
6、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sevensfthebboogrove）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一首，大意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7、葛洪
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1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2西晋太安元年（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3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4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5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6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7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注：
1234567《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370～371页，333页，375页，376页，53页，126页，272页，中华书局，1985年
8、杜预
杜预(公元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咸宁四年(278年)至太康五年(284年)闰十二月卒于邓县，镇守襄阳7年有余。这7年中，前3年围绕平吴战争，主要精力是在军事上建功立业，后4年施展政治经济才能，尤其是着力著述，以成“一家之学”，主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