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刚刚平定天下，万里江山都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动刀兵，不智。
何况，我大楚的财政很良善吗？
我看不然。
均田地、平徭赋、免苛捐杂税，这是让利于民，是藏富于民，百姓的生活确实会变好，国家的元气也会快速恢复，从长远来看，五年内，我大楚就有望追上甚至超过宋咸平年间。
但同样，这也会导致我大楚的国家税计很难在五年内达到宋时七千五百万贯的水平。
诸位臣工，七千五百万贯多不多？若只是用来打仗，打十次北伐都够了。
可是这七千五百万贯要用在整个国家身上啊。
何况，咱们五年内还未必能达到七千五百万贯的收入啊。
国家那么大，这里用一点、那里用一点，官员的官俸吃掉一笔，几十万大军的兵饷吃掉一笔。地方重建家园再用掉一笔，还能剩下多少？
国家总得留下一部分备患，万一哪里闹了天灾，赈灾又是一笔。
最后能够用到兵部、工部兵器司手里的钱依老夫看，怕是五百万贯都没有。
没钱、没粮，这个仗他就打不成，后勤的问题解决不了，再厉害的名将、再精锐的士兵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若是北伐的兵少，仗很难打赢。
去的一旦多了，辽军也会玩坚壁清野，韩德昌这个人打仗的水平没多高，但脑子却不笨，要不然辽廷也不会放任他在燕云搞两套朝廷的建制。
那个时候辽军坚壁清野，派出来去如风草原骑兵袭扰我军粮道，咱们去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
韩德昌这个南院大王可不是白当的。
他在燕云十六州，就是辽廷推到前线防备中原的定海神针。
谁要是小瞧韩德昌，或者小瞧辽国，那就会重蹈高粱河车神的覆辙。
第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寇凖紧跟着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现在我大楚虽是统一了天下，但这个天下并不稳定。
大量原住在城中，风评恶劣的地主豪强为躲避朝廷的清算举家逃出城，盘亘于乡村，暗通款曲、密谋串结和地方府县进行相抗。
而眼下《大楚法典》行将颁发，老夫直言望大王赎罪，此法颁行之后，地方不法狂徒只怕会更多，届时虽无大反，却小乱不断。
如此势必严重牵扯中央精力，叛乱和匪乱不平，则中央一日无力北伐。”
瀛洲之战前夕，四川的王钧作乱，扰的赵宋前线不宁，后来党项作乱，内里又有骆永胜这么个大反贼死而不僵，弄得赵宋内忧外患无从处理。
这就是教训。
是必须要谨慎对待的前车之鉴。
骆永胜也是频频点头，深以为然。
毕竟刚才寇凖说到了《大楚法典》，他的预判和骆永胜是不谋而合的。
一旦法典颁布施行，地方必乱！
如此一来，光平叛戡乱就得牵扯中央多少精力，哪还有心思去北伐。
这不纯纯是找死吗。
如此一看，这北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前置条件和准备工作量，委实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