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青来的李公安仗着公安的“行头”和身份是打算来捉人的，可是，徐雪森亮起自己的头衔，又临时诌了一篇连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官话”，居然把他给镇住了，不但不敢再提捉人的话，反而向徐雪森道歉，而且攀起朋友来。这使徐雪森猛然醒悟“头衔”——做官——的好处。
西邨娘在刘站长来通知的时候就不怎么赞成丈夫去当官。她知道丈夫的脾性，没有官帽的时候都是东帮西助的，解放前就是如此，也没见着发财，茅草房还是茅草房，现在当了官，还不是更忙了？那生钱的鹞子手艺还不给扔到了一边？扔掉了手艺，到哪里去挣钱翻房子？可是，她哪里拗得过丈夫？再说了，是刘站长极力撺掇的，刘站长总不会害丈夫吧？
徐雪森可不这么认为。他想，当这个芝麻都比它大的副社长，虽然看不到有什么好处，至少从目前来看也无啥坏处，况且又不是自己争来的，是人们硬是送上门的，不接白不接、不当白不当。自古以来，哪有当官的住茅屋、穿旧衣、吃糠咽菜的？拿了国家的“俸禄”，吃着“皇粮”，还怕造不起瓦房、盖不起楼房？否则，窑山的老梁、老马他们为什么革命？为什么二人之间相互攻ji、抢着当社长、当书记？肯定是为了一个钱字！有了钱什么不能买？楼房不能造？当！为什么不当？
有了这顶“乌纱帽”，也许还能派些别的用场，可以镇住、吓唬某些像李公安那样势利的人。还有，也许今后造砖瓦房的时候要容易得多，譬如选个宅基地、请帮工等等，肯定比不当官要容易得多，至少来帮忙的人肯定会比以前来的多，花费还会少，像宋树根那种不但不帮忙反而来吃白食的人肯定少了。还有最重要的，是让那个忘恩负义、连多年的老朋友都不认的老梁也领教领教，吾现在大小也算是个官了，虽然肩膀与你不是一般齐，可你也别想再在吾面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再有，就是西村有些人再也不敢上门趁火打劫、顺手牵羊、敲诈勒索了。
徐雪森仿佛觉着自己一下子勃然长高了三寸，那些人得抬头看他了。于是，按照刘站长的吩咐，第二天他便去乡政府向守在门卫房里的文书“点了个卯”——报了到。
西桥合作社刚成立，没有专门的办公地方，因为刘站长兼任社长，他就在文化站辟出三间房子，一间是正副四个社长的办公室，办公桌也是从文化站抽调的；一间是几个工作人员和会计的办公室；另一间作为接待、开会和杂用。
刘站长是做过干部的，懂得干部得有干部的模样，总得配些“行头”，便从文化站少得可怜的经费中补贴三位副社长每人二块钱，让大家赶紧各自请裁缝赶制一身中山装，还给三位副社长配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日记本子，以便开会记录及听到社员的反映把意见记录下来。
徐雪森是在上海滩上见过些世面的人，懂得“行头”对人的重要性。既然有了“头衔”，就得置备“行头”。舞台上奔来跑去、又念又唱的戏子，如果没有行头，谁知道他是什么角色？
俗话说的好，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人靠衣服马靠鞍。同样一个人，换套行头，譬如穿上长衫、戴顶礼帽、脚蹬皮鞋、手里再持根文明棍、脸上架副让人看不清闪烁的眼神并防止被人一眼看透自己肚子里藏有诡计的墨镜——这在从前的上海滩那是随处可见的——，那一看就像个有钱有势的大亨，至少是大亨手下跑腿的、管事的之类；如果穿的是中山装，那给人的印象便是现代派有文化有地位有身份的公干人物，只怕还是个官呢。
在那时候，世人眼皮都很浅薄，只看皮相，不看骨相；只重外表，不看内在。上海滩一些落魄或者不安于现状的某些下等人，为了能被人瞧得上，能够混进某些人群混入某些场合，无论如何也得做身长衫或者中山装套在身上。这其中，有有衣无帽的，有有衣有帽却配不起皮鞋的，有有皮鞋却不戴礼帽而戴顶瓜皮帽的，不伦不类。人们就在背后耻笑他们是“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