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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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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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即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34;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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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34;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34;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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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没有，你也得坐在那，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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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个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奋，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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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呆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